政治学论文范文精选5篇

2024-08-02 03:02 来源：盼泽网点击：

政治学论文范文精选5篇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一篇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

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xxx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自然·历史

在阐述“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的问题时，马克思批驳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于“个人”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而马克思认为这“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12，“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3，换句话说，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为“人”下的定义，即“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4。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放入历史/社会的范畴，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思考动力和基本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思想，这种立场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前提之一。

当然，人也有自然的一面，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点，“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15，但是，这里的“兽性”（自然），是一种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自然观，与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自然观（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根本区别，前者虽然不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但是却蕴涵着把自然对象化/客体化和以人为认识中心的哲学思想。这种人类中心的观念，是马克思论述的基本前提之一，如在讨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时候，确定商品有没有“用”，显然是以人为参照的，而进行商品交换的基本动力，也诉求于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即“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16，也就是说，在物品凝结人类必要劳动时间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建立在物品是否具有对人类来说有用的使用价值上，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和历史活动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历史”17，从而确立了历史主义的信念和方法，同时也为人征服自然确立了伦理上的合法性。

进一步说，这种人类中心的思想，是与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以及世俗化的进程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把人从上帝那里分离出来，确立人的自然性本身，即是一次重新发现人认识人的过程，这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之一。在“上帝-自然”的论述语境中，人归属了自然，但是马克思却强调人是历史的产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就是说，成功逃离了上帝阴影的人，并没有堕落到地狱，而是又回归到一种被称作“历史或社会”的故事里，这样“自然-历史（社会）”就形成了一组相互结构的话语关系，马克思对其意义生产的逻辑是放弃自然/非历史化的解释（抽离了历史经验的假象），而把阐释的原因归还历史（时间运动的一种次序）和社会（空间的结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在这里自然不再指一种客观化的对象即自然化的自然，而成为了一种区别于历史的解释学的动力源之一即自然而然，或者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自然是无意识的，这是达尔文意义上的无意义，人类生命中也没有目的，只不过是些偶然事件罢了，而历史是有意义的”19。而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论述“自然发生的东西是如何变成历史的东西”20，这也成为19世纪末兴起以来社会学家们的任务，即“社会学一直是一种非自然化的力量，社会学家的目标在于将人类行为解释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现象，而不是自然的现象"21。

在马克思论述“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时，作为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就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22，也就是说，在生产的时间序列上，此时的“自然前提”，实际上是彼时的“历史结果”，“历史”也就把“自然”辩证地否定了。

共时·历时

“历时-共时”是结构主义的一组基本概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这组概念引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话语方式。索绪尔区别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关系和心理关系。历史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23，也就是说共时强调“同时存在”的各“结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而历时则是“一个代替一个”的时间过程，或者说，空间作为时间中的一个顷刻成为共时的，而时间作为空间的持续成为历时的，这样“历时-共时”实际上代表着“时间-空间”的思维方法，历史主义偏重于历时的考察，而结构主义的贡献则是把共时的结构关系作为思考的重点。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张力所在。

不言自明，马克思更强调一种历时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于历史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时间的一种看法或态度。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历史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向前发展的，是逐渐“进步”的。马克思这样的一种进步的时间观来自于黑格尔，而黑格尔又是从哪里获得这样一种以不可逆为运动动力的时间观呢？按照刘小枫在《历史的终结》24一文中的追溯，可以得知这样一种时间观来自于12世纪的修道院创始人尤阿西莫的著作《论三位一体的本质和形式》，他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即上帝的三位一体，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结构关系，而是一个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说，三位一体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圣父是一个阶段，圣子是一个阶段，圣灵是一个阶段。这样历史就有了起点、发生、发展、终结等一系列“历时”的属性。

当然，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意志的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这无疑是唯心主义者的观点，他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变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5，从而为其历史主义的信念之外套上唯物的外衣，可以说，在价值论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有着截然对立的差别：一个是唯物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代言人，当然，这种区别是马克思为了确定自己而与黑格尔划定的界线，参照系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后设的，但是马克思在根本上确是与黑格尔共同分享着同样历史动力学，只是在价值指向上是颠倒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26，从而马克思发挥了“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27，使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辩证法在本质来说，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

确立了一种变化的、发展的、辩证运动的时间观就为马克思在历时的视野中得以叙述商品、货币、资本等概念提供了可能。但是，马克思在强调历时的语境中并没有放弃对于共时结构的考察，在阐述“生产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里就可以体会马克思是如何在历时运动中辩证地把握共时结构的。

马克思接受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对于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把经济交换过程看成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和消费就成为同一个结构体系内部的不同要素，但是在这一共时关系之中，各元素之间又被依次分布在一个时间的顺序当中，即由生产到交换到分配再到消费，然后再进入下一次循环，而马克思的洞察之处不仅论述了结构内部的历时关系，而且阐述了结构内部的共时关系，即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进而马克思认为“它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28，从而把生产作为此结构进行运动的根本动力，进而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概念也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分析工具。

不过，需要指出的，虽然马克思在具体研究中没有放弃对共时结构的关注，但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把历史放置在一种时间关系的讨论中，这样，区域空间上的差异在叙事上也就转化为一种时间序列，这突出体现在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变的看法上。他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把历史/社会划分为原始的、亚细亚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等四种经济结构的演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样划分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的继承和综合29，显然，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的历史观的遗产的过程中，也接受了这种把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距离的叙述模式，或者说马克思把空间抽象为具体的时间排列，这也许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造成的，同时，也与马克思把“共时”辩证地纳入“历时”的叙述方法息息相关。

一般·特殊

作为一种进步的发展的时间观，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具有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进而这就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历史的发展具有进步即辩证向上的运动逻辑，那么如何理解低级与更高一级的关系，或者说处在当下的语境如何理解之前的低级与之后的高级呢？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30，这里，马克思为什么不说“猴体解剖对于人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呢？他强调了认识高等动物对于低等动物的意义，而为什么不说认识低等动物对高等动物的意义呢？这种认识论上的轻重差异，就构成了马克思叙述上的一个假定，那就是他认为认识高等动物比认识低等动物更具有意义。

这种认识论，在其论述中有两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一是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具有共同性，否则就不能借助一个去认识另一个；另一个则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否则一个就不会比另一个更高级。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却涉及到马克思叙述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话语结构即“一般-特殊”的关系，阐释它们的关系不仅成为马克思为什么要把首要的研究工作放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31的考察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其叙述上的紧张关系。

在论述“生产”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是研究“生产一般”还是研究“生产特殊”的问题。“一般”是一种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个时代都会拥有的共同点，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32，也就是说“一般”在历时中是重复运动的，并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则历史就只能原地打转了，而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33，所以，马克思认为对“一般”考察，并不能得出支配历史前进的动力，而那些推动时展的“差别”或“特殊”却是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他要突显事物在历史中的运动变化，而不是共时性的结构（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事物内部结构时更重视其空间关系），所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以不同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阶段性、差异性和断裂性，而不太重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及其连续性。

进而，就可以得出马克思之所以倾向于人体（高等动物）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找出动物的一般属性，而是为了探求人体之所以为人体（高等动物之所以为高等动物）的特殊性来，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4，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所以，马克思要从生产方式最高级的资产阶级社会入手研究，但是马克思又说“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35。

可见，马克思固然没有否定存在着超越一切历史关系的经济规律，但这种“一般”并不能掩盖“特殊”，或者说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要把“一般”纳入“特殊”，因为“特殊”恰恰是“历史”的产物，强调“特殊”无非是为了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特征36。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依然要从探讨“一般”/“共时”的规律出发，而这种规律的探讨，马克思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如他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律类比为物理学上的实验。他认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定、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37。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来自于19世纪科学主义的影响，也给马克思带来了叙述上的矛盾。一方面这种“抽象”的个案研究，建立在马克思的进步史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坚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8，而这样一种把空间的地域差异转化为顺序的进步的时间分布的逻辑，是一种19世纪的普遍主义的人类历史观念，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20世纪以来，这种“时间距离转化为空间差异”的历史观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比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采用共时的空间结构来替换历时的时间的“陈旧的进化论”39；另一方面，这种诉求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的研究，如何在其研究内部运用“特殊”，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个案式的研究能否超越用形而上学的规律替代具体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研究方式。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典型地点英国”这一“共时”结构的探讨纳入到种种非英国的世界史的“历时”当中，以及如何在诉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研究里关照英国自身的“特殊”历史，也就是说，在“共时-历时”、“一般-特殊”的话语结构中，它们是如何运动的，马克思的答案是“辩证法”，他在“抽象-具体”这一基本的话语结构中详细描述了辩证法的运动过程。

抽象·具体

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在结构上相类似，“抽象-具体”是马克思论述这些话语内部的运动时所借重的概念。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马克思的阐释方法是放弃“自然/共时/一般”，而诉求于“历史/历时/特殊”，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对“一般”的研究，否则就不会探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英国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那么如何协调“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的关系呢？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从而为这些话语结构提供了动力和具体形式。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中，马克思描述了“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他以研究人口为例描述了“抽象-具体”这一话语结构的运动方式，即“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40，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辩证法”的精彩运动过程，用图式可以表现为：

具体蒸发抽象再现具体

（“混沌的表象”）（“最简单的规定”）（“丰富的总体”）

马克思把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称为“蒸发”，这是17世纪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仅仅从“生动的整体”里找出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没有进一步把这种“抽象”辩证地运动到“具体”，而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的正确的方法是不能少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马克思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精神意志里拯救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41。

进而，这也使马克思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具体）与形而上学（抽象）的叙述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那就是说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运动，其本身的产生过程既是辩证的也是历史的，即黑格尔完成了“具体到抽象”，而马克思则实现了“抽象到具体的再现”，或者说马克思把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再现”，这种“具体的再现”就成为马克思落实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叙述上的方案，这种叙述上的方案能否真正抵达历史，也就是说，“辩证法”本质上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运动过程如何与“历史”这一唯物主义的诉求纠结起来，或者说马克思是在“辩证之中”寻找“历史”的依据，还是在“辩证之外”纳入“历史”的声音？这似乎是关乎政治经济学命脉的问题，下面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辩证·历史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其去神秘化，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辩证的运动模式，反而成为上面所讨论的话语结构的叙述动力，并且在《资本论》开篇第一章讨论《商品》的问题时，就把“具体-抽象”的辩证法付诸了实施。在叙述的进程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一被马克思称为“幽灵般的对象性”42成为对“具体”的一种“抽象”，并担负着“抽象”向“具体的再现”转化或者说进行唯物主义落实的重要任务，而且马克思把这种“抽象人类劳动”通过劳动力来让渡给或者说物化到商品的价值中，使其完成价值增殖的过程，使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假定的这种“凝结人类劳动力的抽象劳动”也就成为其叙述上实现“辩证”到“历史”的唯物主义转化的“瓶颈”。马克思是否完成了这项任务，将决定着“抽象-具体”等一系列话语结构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科学和真理的叙述企图。

为什么马克思将商品理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这是考虑到“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性”43，我觉得除此之外，不得不考虑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资本论》一开篇，他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44实际上，马克思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表象，这种表象也就是“混沌的表象”（具体）；二是这种社会财富可以还原为（或者说“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为）单个的商品，对于后一个理由，即“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叙述模式，在微观物理学上，探究物质构成的方法就是逐步分离的过程，马克思显然相信这样一种把复杂的事物还原（实际上也是一种抽象的方式）为同质的元素，进而考察单个元素（“最简单的规定”）也就可以达到认识整体即“丰富的总体”的方法，这是多么惬意地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法呀。

马克思的论述从商品的物质属性即使用价值开始，正如前面所说，这种论述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上，当然，在叙事上，马克思引入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使商品这一“抽象的能指”找到了一个所指45，或者说一个更“具体的能指”。运动总算开始了，紧接着，马克思就进入了问题的关键，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实现”交换，这里，马克思没有把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换放在心上，因为这依然是以人为本的思路，交换方实行交换的唯一目的或企图就是为了获得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关心的（这也为后人攻击马克思留下了悬念46），他需要在“交换行为”内部为维持这种广泛的交换关系寻找到一个“一般”的理由、动力或者可能。

“一般”在基本的话语结构中意味着“共时”/“抽象”，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放弃具体、偶然、历史等可变因素中的交换活动，而把交换抽象为普遍的、同构的过程，把唯一的“特殊”性保留给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为这是交换得以进行的根本动力和唯一理由，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即使用价值凭什么能够交换，也就是说，这些因为使用价值不同而具有本“质”区别的商品依靠什么可以放置在同一个天平上，进而，马克思的任务就变成如何由“特殊/差异”蒸发为“一般”的了，也就是要完成“具体”到“抽象”的运动。

这时，马克思终于露出了他要实现这一推论的秘密武器了，这次，他借重的是数学这一为科学大厦奠基的方法。转折点体现在“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47，秘密就在这个“等式”上。“等式”不仅意味着“特殊的/个别的/偶然的”相等，而且更重要地是数学上的“等式”具有无限运动下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等号”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归整到它的旗下，这样“等式”就具有了“一般”，显然这里的“一般”依赖于本身已经被抽象过的数量，这样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放在等式的两边了，也就意味着交换双方的商品在某种形式的“量”上具有同质性，可以说，马克思把“特殊的质”的问题转化为了“同质的量”的问题，商品在使用价值上既具有了“特殊的质”，又具有了“一般的质”，这个“一般的质”被马克思命名为商品的“价值”，就这样“特殊”与“一般”被辩证地统一在了商品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辩证法已经具体表现为“二重性”48，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辩证法这一结构内部也赋予了否定之否定的历时运动和二重性的共时分布，如果说前者是螺旋上升，后者则是对立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上面提到的“历时-共时”、“特殊-一般”、“具体-抽象”等话语结构也被辩证地运用到辩证法自身了，进而，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手中既具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开放性，又具有自我缠绕、自我论证的自省特质，当然这种一旦把开放性和自省特质分别讲述的企图呈现出来的时候，另一种辩证统一的力量也就被辩证法“自行”启动了。简单地说，辩证法在叙述上的基本叙述方式表现为“既（是）……又（不是）……”，如马克思在阐述剩余价值诞生的过程中，这种辩证法或者叙述方式成为最终在叙事上完成“资本生资本”的秘密起着关键性地作用，即“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9。

当马克思由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的商品”论述为具有“一般的价值的商品”时，已经完成了由“具体”蒸发到“抽象”的任务，也就是说辩证法完成一半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由“抽象”再重新降落到“具体”。“同质的量”的价值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出发点，显然，这里的“同质的量”还停留在抽象的数学的基础上，或者说，此时“价值”还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这时，马克思需要为这个漂浮的“能指”找到一个“降落伞”，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正如他以人类中心的有用性来约束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他把商品是否了人类“劳动”作为其价值的所指，从而“劳动”这个词汇被马克思勾陈出来，甚至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0，这种付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类的劳动。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追问，马克思为什么会选择“劳动”来充当叙述的重任。

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51，也就是说“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态度，或者说人对自然的一种作用力或意志力，这显然来自于黑格尔所描述的“孩子向水面投掷石头而掀起涟漪”的故事，正如上面谈到的，人来自于自然，但“人/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却体现为一种征服与驯服的决断力，即人投射到自然身上的“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52，这与是否能有用于人类而作为衡量商品使用价值的逻辑一样，人通过“劳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自身。不过，马克思没有满足于这种在“人-自然”的框架里阐述劳动，因为这只能说明劳动的存在，而无法回答为什么劳动对于商品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说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几乎发现了劳动价值理论，但因为一个很简单也是最终的原因，他不能创立这样一种理论，因为当时劳动并没有商品化”53，也就是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54，可见，马克思在使用“自然-历史”的话语结构来为劳动寻找阐释力的时候依然选择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

当马克思把“劳动”放置在历史/历时的过程之中的时候，作为叙述动力的辩证法也随着开始启动，进而，可以看到，所谓的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依然是劳动由具体的/个体的，上升为抽象的/一般的，当然，“劳动”的历史演化也由原始的/简单的发展为高级的/复杂的。具体地说，马克思把劳动的认识大致分为这样一个历时的辩证顺序：“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到“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再到“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程去的、对象化的劳动”55，最后马克思把劳动抽象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56，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所谓历史观，不仅是一种进步的时间态度，而是一种辩证的时间观57，“《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就体现了这一辩证的时间观念，它通过改造和综合斯密和黑格尔的逻辑，创造性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58。

由抽象的数量，变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在某种意义上，这依然是能指自身的运动，或者说马克思为商品搭建的天梯还没有完成，但已经离地面不远了，或者说在马克思找到“等式”的时候，天梯的蓝图已经绘成了，很快，马克思把“抽象的人类劳动”量化为“劳动的量”，而“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59，这样，“抽象的人类劳动”就被换算为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抽象的数量终于羽化为了具体的时间尺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如果辩证法就此停止，具体的时间又将会变成特殊的/个体的/偶然的，这与商品拥有“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没有什么两样，这样辩证法就变成了循环论，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愿意看到，因此，这种通过时间单位度量的劳动时间应该是抽象的/一般的，否则就要走老路了。

辩证法继续前进，马克思引入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经过了长途跋涉，马克思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所指固定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因为它在共时的结构中具有稳定性，也就是说它对于一定的生产条件来说，是抽象的/一般的/不变的，但它又是一种时间概念，又是具体的/特殊的/差异性（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在量上也有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是抽象的（无法核算出具体的物理时间），又是具体的（可以用多少来度量），这是多么精彩的辩证法呀。

可是，叙述的危机也在辩证法结束之时随之到来。由“商品的具体的使用价值”到“商品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价值”再到“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过程中，辩证法就像写好的电脑程序一样自行运算，而“历史参照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商品在辩证法的旅行中充当了一个能指的角色，辩证法的动力或者说运动方式，则转化“能指寻找所指然后所指又充当能指再寻找下一个所指”的一种类似于拉康描述的能指在能指链上滑动的过程，比如作为能指的商品找到的所指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作为能指找到的所指是价值，直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出现，辩证法停止了，能指也停止了。这种能指自身的运动，在运动开始就把其参照物留在了叙述之外，也就是说，辩证法一旦进入叙述就会转化为能指趋向于所指的运动，而把历史参照物抛在一边。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无法进入“辩证法”，也就是说，历史处在辩证法之外。

不过，叙述的动力依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诉求。因为辩证法的运动，被展现为了能指不断滑向所指的运动，也就是说，驱使能指向所指运动的动因是为了暂时获得一个“意义”，以想象地完满能指的匮乏，这种追逐“意义”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落实唯物主义的叙述方案，在“能指/所指”的结构中，马克思实现了唯物主义的方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他在叙述上要实现是的符号与历史参照物的唯物主义诉求，而实际上，从分析“商品”的辩证运动中可以看出，他只能在“能指/所指”之间实现唯物主义，而没有让能指溢出符号抵达历史参照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清晰地认识，他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60，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由“辩证法”而寻找到的“先验的结构”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他认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61，这种“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的信念，成为马克思在叙述上完成“先验的结构”与“改变世界”的融合的动力，这种努力体现在马克思试图为这个经过辩证运动获得的“先验的结构”寻找一种“历史/历时/特殊/具体”的依据，就让我们从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理论中来体会这种努力吧。

剩余价值的理论，是关于“资本”的理论，即“资本（G）如何变成资本（G''''）”的理论。马克思首先发现，“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62，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劳动的二重性”这一被马克思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63上，即“劳动既可以表现为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又可以成为不同量的抽象劳动”，这样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劳动可以成为商品，但同时，劳动又是商品的价值源泉，这种“独特商品”就造成了作为商品的价值与自身到商品的价值源泉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是剩余价值的不二法门，即“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64。关于“劳动”的辩证法，在《商品》一章中马克思就已经论述过了，所以在论述“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引入了历史的声音，也就是把“剩余价值”落实到历史当中，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论述，即“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65，从而为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叙述上提供了历史的制度上的阐释。另外，马克思在对于“最初的资本从哪来的问题”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阐述上，更显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魅力，而这恰恰是辩证法无力完成的任务。

马克思与他之前的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6，这样一种强烈地把哲学活动指向实践的态度，导致了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从而在叙述上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辩证”与“历史”，即如何把“历史”转为一种“辩证”，如何把“辩证”纳入一种“历史”，这种叙事的张力可以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这四组基本的话语结构中体现出来。

我在上文中把商品在“辩证法”中的运动的过程，转换成了商品作为一个能指不断寻找所指的滑动，也就是说，语言学以来，“辩证·历史”的问题，被转化为“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的问题，显然，在辩证法内部永远也无法抵达历史参照物，可以说，历史在辩证法之外，即在辩证法开始运动之外或停止运动之后，历史才登场，这也许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吧。

1本文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个人的阅读《资本论》的学习札记。我借鉴了结构主义的一些概念对《资本论》进行阅读，希望能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与话语结构，限于时间和个人的能力，我只能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也算是学习《资本论》的一次肤浅的总结吧。

2许宝强汪晖选编的《发展的幻想》一书对发展主义带来的现代化后果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在许宝强写的《前言：发展、知识、权力》中指出：“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正如沃勒斯坦的文章《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对以经济增长或现代化/工业化为基本理念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质疑，显然，马克思主义页提出剥削和劳动异化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概念，并据此诉求于平等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说制度）的建立，但是它并没有否定“工业化”或“经济增长”作为社会（或者说历史）进步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对于发展主义的质疑，主要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基于拉丁美洲的发展实践而兴起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theory），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种批判，至于除了“现代化”或工业化之后，还有没有“另类的”（alternative）发展之路，还是一个未知数。《发展的幻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3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书中对于90年代逐渐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精辟的揭露，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指出了“90年代的‘圈地运动’”、“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等尖锐的经济社会问题。

4“马克思的幽灵”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一本著作的名字。“冷战”结束后，他写了《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在他看来，“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作为马克思的幽灵政治学和谱系学中的一员，都是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幽灵化和具体化，人们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围剿和为此一次又一次结成的''''神圣同盟''''都只会使这一幽灵般的精神本身以不可见的可见性形式再次复现或显形，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密谋和宣誓其实只是在否定一个不可否定之物，同样，人们为马克思主义举行的一次又一次哀悼活动其实就是在为它的再次返回、为它在未来的复活招魂”，他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但是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使用的却是复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种，而这些都可以看成是马克思的幽灵复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4页

5[美].吉布森-格雷汉姆著：《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333页

6“历史的终结”提法来自于日裔美国学者福山于80年代末期发表的一本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他认为由于xxx年苏联的解体以及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说明自由主义终于战胜共产主义，历史也就随之终结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驱魔——马克思主义》一章中把福山的论述作为冷战后对于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哀悼之声；另外，在《历史的终结：刘小枫在四川大学哲学系的讲演》一文也对福山的说法进行了历史的溯源，/

7[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厘巴尔著：《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页

8“保卫马克思”是[法]路易·阿尔都塞所写的一本书的名字，它与《读<资本论>》一起成为60年代捍卫马克思或者说重新解读马克思的重要文献。

9《马克思xxx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10“遗产”和“债务”是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提供的说法，他用非常形象的经济学语言，描述了一种处理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份需要继承的遗产，同时也是一份需要偿还的债务，而他或者说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找出其中的遗产和债务，不过，这种方法或者说态度本身恰恰就是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一种遗产，德里达使用这份遗产来试图处理其“马克思的幽灵们”的债务问题，这或许是德里达的精明之处。

1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页

1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5《马克思xxx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0页

16《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51页

17杨志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1页

18《马克思xxx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页

19[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89页

2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4页

21[美]斯蒂文·塞德曼著：《<酷儿理论>引言》，选自[美]葛尔·罗宾等著《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一书，第107页

2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4页

23[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143页

24《历史的终结：刘小枫在四川大学哲学系的讲演》/

25《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26《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27《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45页

28《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6页

29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9页

3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1据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即年鉴学派的代表人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一文中的说法，“资本主义”一词是20世纪初才开始广泛使用的，马克思从没有用过这个字眼。在阅读中，我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就已经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描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布罗代尔的说法似乎与历史不相符合。《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一文登载于2000年2月的《天涯》杂志上，第150页

3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页

3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页

3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6这正是马克思批评蒲鲁东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要理由所在，即“蒲鲁东先生只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引自《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xxx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536——537页

37《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38《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39[法]列维-斯特劳斯著：《结构人类学》中说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帮助人类学从围绕着‘原始的’这个术语的哲学余烬中解脱出来”，因为“原始的”这个术语曾经被“陈旧的进化论”无形中添加了很多混乱（《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07——126页），正如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说，“西方文明便似乎是社会进化的最先进的表现，同时原始共同体则成了早期阶段的‘残余’，其逻辑分类反映了它们在时间上出现的顺序”（同上书，第3页）。参考葛兆光著：《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77——83页

4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7页

41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28页

4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43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4页

44《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6页

45把符号划分为能指与所指，是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开创的共时语言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概念，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范畴。能指指符号的物质形态（如声音或拼写），而所指则指符号的具体意义，那么能指与所指的现实对应物就成了“参照物”，从而使结构主义摆脱了符号与参照物的纠缠，可以在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结构内部来讨论符号的意义问题。

46以人类为中心的认识论在20世纪遭到了全面的质疑，人几乎丧失了主体性，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告诉人们，人并不能掌控自我的意识，人受到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意识的控制；而语言学-结构主义以来，人也丧失了“说语言”的权力，而变成了“语言说人”；到了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在利奥塔的努力下，完整的/宏大的叙事/历史已不复存在，而福柯则使连续的历史变得不可能，历史变成破碎的/断裂的，并且使任何试图填补历史空白，粘合历史碎片的工作都变得很荒唐，而德里达更是颠覆了人类处于中心的可能，把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以来的一切自信，都解构掉了。

47《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8页

48杨志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共有资本的本质》一书，就把这种辩证法的“二重性”作为基本的方法论，来重新对《资本论》进行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找到认识辩证法和《资本论》的有效视角。

49《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2页

5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51《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8页

5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9页

53[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05页

5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0页

5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0页

56《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57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汪晖把辩证的时间观替换历史的叙述或事件的叙述，看成是马克思叙述上的漏洞或者说困境，这本身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洞见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在马克思的叙述中，“历史过程的叙述”本身就包含又“结构的叙述”，也就是在“历时-共时”的话语结构中，马克思强调了历时的唯物史观，但并没有排斥共时结构，而是借助辩证法把“历时-共时"又辩证地统一在了一起，也就是说辩证的时间观与历时的叙述并不构成对立的关系，正如我在文中指出的，马克思往往把辩证法运用于辩证法自身，进而使辩证法在叙述上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自省特质，而对于辩证法的颠覆又往往落入辩证法的圈套。该文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页

58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页

59《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60《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61《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6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2页

63《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51页

64《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96页

65《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3页

66《马克思xxx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页

参考书目

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2、《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3、《资本论》（第一卷），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4、《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法]雅克·德里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5、《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美].吉布森-格雷汉姆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

6、《读<资本论>》，[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厘巴尔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7、《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

8、《发展的幻想》，许宝强汪晖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9、《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许宝强渠敬东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10、《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杨志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二篇

xxx后的中国政治

中国 xxx的代表大会，往往在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上，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带来经济改革的开端，当时着重农村经济改革，后来改革扩大到城市，并延续到今日。

1992年，xxx南巡讲话后召开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这个观念的确认，为中国带来了时至今日的10年经济高速增长。

今天，人们亦寄望xxx能够为未来的中国改革拿出新的思路。

这是中国xxx在21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代表大会。至此，xxx已拥有81年党史、53年执政史，以及从1979年算起的23年的改革史。这23年对xxx而言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没有任何先例可循，遭遇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xxx南巡后召开的十四大可以作为这段历史的分界线：之前的改革解决的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 ;之后的改革则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定为目标模式，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国际环境，解决与政治体制相关的经济及政治的深层矛盾。

从十五大到xxx，xxx领导的这场改革，在许多中国人察觉或未察觉之间也让执政党自身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一切变化围绕着一个目的：尽快完成自身的现代化，牢牢把握执政基础。

从十五大到xxx 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

xxx中央党校：xxx政治民主的策源地

xxx中央党校，坐落在北京郊区昔日皇家园林颐和园畔。翠绿的草地、成排的树木、漂亮的建筑，使这里看上去更像是一所知名的大学。但是，大门旁神情严肃的武警会提醒你，这里是xxx最高级别的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中心，外界称之为“xxx高干摇篮”。

2002年7月的一个早上，有“xxx少壮派理论智囊”之称的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前往参加了一个以“中国的政治变化”为主题的研讨会。他讲述的是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第三条道路”，以及墨西哥、韩国和新加坡的执政党是如何巩固xxx的。其它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学者，亦将在此讨论曾被视为“禁忌”的民主、新闻自由以及领导层交接等问题。

此前更早，4月初，香港殖民地时代的最后一任港督、现在的欧盟外交专员彭定康，应邀到中央党校发表演说。此举在海外反响颇大，中央党校被外报视作“中国研究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团体”。

海外媒体指出“最近几年，xxx中央党校确实非常活跃，几乎成了一个研究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机构，包括对外关系的研究、让xxx美国所长王辑思到中央党校兼职，还请原香港总督彭定康到党校做报告，以及最近同哈佛大学达成的合作协议”。中央党校校长xxx，被视为“如果没有其支持(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

“过去控制非常严格，教师要集中备课，无论什么问题都要事先写好讲稿，集体讨论。讨论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要讲的东西应该怎么讲。但是1979年我到中央党校时，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了。” 1979年起就在中央党校任教的王贵秀，今已退休，回想起当初的中央党校，他颇有感慨。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中央党校曾就其教学改革提出著名的“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后来xxx把“三不主义”改成了“四不主义”，加了个“不装袋子”——不装档案。

到今天，很多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使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作教材，编写诸如《20世纪xxx执政的经验教训》这类书籍，已经“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 。

另一个巨大的变化是老师和学生。

最早到中央党校培训的 “老革命”们，文化功底差，在党校接受的第一阶段教育是文化补习。现在，党校的学生越来越年轻，学历越来越高，基本上都是本科以上的大学生，很多都是硕士、博士。王贵秀说：“现在上课难度比以前大多了，学生会经常找你讨论问题，你讲的东西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会被哄下台。”

更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11月，100多名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私营企业老板踏进了这座执政党的最高学府，就如何应对入世等热点问题接受培训。

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中国科协、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最高人民法院部门的高层领导，被邀至此开设系列讲座。一些外国教授也陆续被请进党校。英国议会的议员曾到此讲授工党如何成为政治主流，法兰西电力总裁应邀前来演讲，介绍法国的国营能源、动力企业如何与私有企业竞争。

最初被视作“红色摇篮”和“革命熔炉”的xxx中央党校，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度，悄然无声地成为xxx政治民主的策源地与理论创新的加速器。

xxx重头戏：修改党章

xxx自十二大以来，每次党代会都会修改党章，例如，十二大取消xxx改设;十三大修改十多处党章;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十五大则把xxx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xxx思想并列，确定为中国xxx的指导思想。

此次xxx，将加入xxx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

2000年2月25日，xxx在广东高州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但在很长时间内，其理论含金量并没有得到重视，很多人一时之间并未领会它的真实所指。

2000年10月，xxx提出“四个如何认识(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如何认识当今国际环境与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这一理论以其导向之新在海外被称为“四个重新认识”。

2001年7月1日，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xxx再次阐释“三个代表”的理论，强调xxx要代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广大的人民利益”。

2002年7月，在xxx召开前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电视电话会议中，xxx明确提出“要把那些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优秀干部选拔上来”。“三个代表”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干部思想教育层面，而且涉及到了干部的去留。不少干部拿着《条例》，比照自己是否合格。

随着xxx“三个代表” 被写入党章，这个理论将被确立为xxx“第一政治”。

与此同时，xxx已开始改写自己的政治实践。

在新出炉的“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100富豪排行榜”中，xxx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共计19人，约占二成，其中3人是xxx代表，一位甚至曾位至当地市委副书记。一项统计表明，1994年中国县以上的人大代表私营主已达7200人，政协委员12000人，现在当然远不止这个数目。

2001年，在xxx庆祝她的第80个生日的时候，xxx在举世瞩目的“七一讲话”中明确宣布“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讲话明确提出“要把社会其它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对以私人企业主为代表的中国有产阶层而言，这个讲话意味着他们被正式允许入党。

同期，北京市规定，只要任职满3年，股份制、“三资”和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均可以参加副局级领导干部的公开竞聘。

xxx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北京市的私营企业主90多人很快提出了入党申请。深圳最大的台资公司、台湾鸿海集团投资兴办的高科技集团富士康，不但积极接受党进入公司(其企业员工中有144名xxx正式党员)，还于去年组建了党支部。鉴于富士康是大陆最大的台商之一，此事一度引得台当局高度紧张，担心台商亦会加入xxx。

面对这些变化，海内外媒体的反应近似两个方向：海外概括为“老板入党”，而内地媒体的宣传中，更像是“党入老板”。南方某大报在报道一位民营企业家出身的某位xxx代表时，写道：“他的一个做法是：提出了‘企业一线在营销，党建阵地在前沿’，在营销公司中成立了8个党支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并将特有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

事实上，根据xxx中央xxx部和全国工商联调查，私营企业主中xxx党员的比例，已经由1993年调查时的，至1995年提高为，加上近年来有一些国营、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使得私营企业家具党员身分者日增。据统计，全国通过各种形式入党和长期保留xxx党籍的民营企业家，至少有近万人，其中许多人还担任了民营企业的“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

近看中国的私企老板乃至豪富阶层，会发现他们早已不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中国至少有221万户私营经济、8000万户个体经济，他们每年上缴利税2000多个亿，并提供了2亿个就业机会，而所有国有企业的职工不到7000万。

面对这种变化，xxx不能不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并且以渐进的方式在政治实践中一步步跟进。

“我们正在期待下一个阶段的到来——立法保护私有财产。”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说，全国工商联已经连续多年在两会期间提交关于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的提案了，媒体称之为“第一提案”。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康晓光更习惯用自己的“精英划分”来分析近几年来的变化。他说：“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要解决执政基础的问题，只有建立了一定的联盟，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

康晓光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精英的崛起和知识精英社会地位的上升，而且它们在今天的社会中影响越来越大，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xxx调整原来的联盟策略，把他们吸收进来，正是一个非常大的重要举措。” 政治体制改革：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外界观察家认为，自xxx南巡十年来，xxx逐渐建立了自己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形象后，还是致力于政治改革这一重要领域改革的推进的。事实上，一段时间来，xxx从提出“三个代表”开始，一直到提出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均被解读为谨慎启动政治改革的信号。

据透露，xxx北戴河会议重点讨论并确定的议题，将成为xxxxxx在xxx所作的政治报告的一部分，这项报告中三项重点之一即是：探索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执政党改革政治体制的可行性。

其实，无论政治体制改革会否成为xxx的主题选择，为适应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xxx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将被提上xxx领导层的议事日程。虽然xxx强调中国绝不可能走西方多党制，但xxx自身如何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政治活力同时为绝大多数民众所认同，却是xxx领导层必须面对的挑战。

xxx也为此做出各种努力和尝试，但不能不说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的改革中最重要也最慎重的一部分。

在去年下半年xxx厦门市委选举中，一位官员在差额选举中落选，中组部辖下的《党建研究》杂志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呼吁xxx官员面对差额选举，要保持健康平和的心态，不要因为落选就“感到脸上无光，压力很大”。

相关报道说，在省委的选举中正式引入差额选举已成既定事实。

2002年7月22日上午，xxx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了选拔干部的4条标准：一、注重看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二、注重看干部的作风;三、注重看干部的政绩;四、注重看干部的群众公认度。

其中，公开提出“群众公认度”被香港《大公报》称为“昭示着内地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 ”。

腐败，与其说是推动这场改革的动力，不如说是迫使它前进的压力。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最引民怨的非腐败莫属。

当初震惊全国的厦门远华案，使得xxx在厦门的整个党政系统受挫。xxx创造了贪官的最高纪录——他曾任xxx会副委员长。xxx党组织部门统计显示，xxx年至今13年间，共30多万名不合格党员被清除出党

前不久，大陆某市的一个xxx里，狱警要提升，去找被关押的某个有关系的犯人帮忙疏通关节。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三篇

浅谈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问题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活动有显著的改进,但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存在参与不平衡、非制度化参与、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本文从从观念、体制、经济发展等方面分析了制约公民政治参与的原因并提出推进和完善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措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增强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党的民主执政意识,高度重视公民参与;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关键词：公民政治参与现状措施

政治参与其概念来自西方政治学,就其广义而言是指公民为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而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政治体系施加影响的活动,是政治关系中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着政治关系的本质。切实加强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活动的研究,对于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我国政治参与的现状

从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政治参与是其中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它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治民主化,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强化自己的功用与效能。追求普遍而平等的政治参与,不仅是民主政治的精神显示,也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所趋向的核心内容。根据国情的发展,适度的政治参与是必要的,这是保障社会发展有序化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相对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公民参与的总体水平显然滞后，尚有极大的拓展空间。从实践中看，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部分政治参与的动机表现为政治取向和利益取向并存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利益原则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从而演变为某些人参与政治的一个主要驱动力,也就是说政治参与成为人们利益实现的重要途径。现代公民政治文化下,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是一种自觉意识,而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动机还缺乏由利益取向到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深化。

(二)不同地域、不同阶层,政治参与程度和质量不平衡

我国经济发展区域的不平衡和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不同阶层的人们,由于职业、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别,也导致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表现各异。"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高些,这种差别确实可以反映出那些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各方面的不利条件,诸如仅享有较低级别的信息和较少的闲暇时间。"

(三)我国公民对政治参与认知度相对较低，不利于人们的政治参与

我党一直重视国人的主人翁教育，但是对如何进行政治参与的规则、方式、效用等方面的宣传比较缺乏。加之激励机制不完备，很多人处于政治冷漠之中，故而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偏颇。

(四)健全的政治参与程序和运行机制尚未形成

我国虽然在公民政治参与上建立了诸如xxx制度、xxx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舆论信访制度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执行这些制度的具体措施及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在个别地方,选举走过场,不是真正反映民意或代表民意等，从而阻碍了公民有效地进入国家政治生活过程,最终影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二、制约公民政治参与的原因

公民参与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观念滞后是阻碍公民参与拓展的最大桎梏

首先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漫长的封建社会既创造了璀灿的文化,同时也在人们的心里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政策思想的烙印。在这种思想驱使下,部分官员不尊重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力,仅把公民当作政策被动的接受者,认为公民理应绝对地接受和服从;或者害怕公民参与过多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不敢为积极广泛地推进公民参与的进一步开展。

(二)市场经济环境的客观制约

我国经济发展明显呈现出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不平衡状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公民参与就更为积极主动,而广大的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公民的参与力度就明显弱化。市场经济对公民参与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经济发展增强了人们的参与意识与能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导致利益分化,扩大利益差距,一部分人被边缘化,经济条件恶化,失去了参与的机会与条件,例如下岗失业工人、农民及城市农民工等。

(三)现行体制的困扰

公民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实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从我国目前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本质决定了我国的政治机制对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必然是积极的,但问题在于传统体制下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在目前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后仍然运行于我们的工作机制之中。这是制约当前全国很多地区公民参与机制创新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本身规范合理且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和长期在实际运行中不合理不规范的潜规则之间的矛盾。

(四)参与形式与渠道问题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四篇

中国有政治思想，那是很早的事，二千多年前就有，而且比较系统；中国有政治学，那是很晚的事，19世纪末才有，而且是从西方引入，与西方相比，晚了二千多年。这里的反差说明了两点：第一，中国和西方一样，对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政治问题，早有思考，并形成比较系统的思想，但与西方不同，没有将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因而，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第二，今天的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作为一种学术或学科，中国政治学发展深受西方政治学的影响。第二点是第一点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对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中国为政治学确立起有效的学术支撑。

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支撑从何而来？首先是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即超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不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从深层次上讲，是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和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从浅层次上讲，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所决定的。深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而浅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的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能产生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不能建立政治学说体系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应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政治学学说体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所提出的思想，还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一套历史上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比较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现实的局限性。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政治被现代政治所代替，在新的政治生活条件下，政治的发展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提出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系统、全面地对政治进行研究的政治学本身的要求。如果参考现代政治是从西方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背景，那我们就会认识到现代政治对政治学的要求，是现代政治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就中国社会与政治来说，现代政治的确立，实际上为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超越这种传统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因此，在现代政治下，我们必须而且也有条件超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把政治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xxx同志从“”的教训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强调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指出说：“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0]这就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完全确立和在这十几年有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伪旧砦泄窝Х⒄顾峁┑姆岣坏乃枷胱试春途槎韵螅龆酥泄窝耆芄辉谘拔鞣降耐保远灾泄缁岷驼稳妗⑸钊氲难芯课。轿鞣秸窝В迪肿陨淼亩懒⒎⒄梗佣钪辗⒄钩瞿鼙泶镏泄壑怠⑻逑种泄幕褚约敖沂局泄缁岷驼畏⒄鼓谠诼呒闹泄窝А?/P>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xxx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xxx文选》第3卷，第176页。

[3]《xxx文选》（1975—1982年），第125—126页。

[4]同上书，第140页。

[5]同上书，第281—282页。

[6]《xxx文选》第3卷，第178页。

[7]《马克思xxx选集》第4卷，第506页。

[8]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418页。

[9]《xxx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10]《xxx文选》第2卷，第180—181页。

[1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